數十年前一個北方超級強國在一個熱帶國家犯下了戰爭罪行。當然，強國數十年來從未認罪、道歉，雖然說善後的遮羞費還算給的大方。特別的是，這場罪行的受害者除了倒楣透頂的熱帶國家民眾，還有許許多多的強國軍人，以及兩地兩群人的後代子孫。
受害者歷歷在目，加害者卻面貌模糊
公共電視台一年一度的「世界公視大展精選」（Best of INPUT），今年推出一部很特別的作品《橙劑風暴》（A Continuous Journey），帶我們近距離回顧半個多世紀前發生在越南、後來蔓延到美國的一場悲劇。悲劇的受害者歷歷在目，我們無法迴避他們創痛殘破扭曲的身心。但是加害者卻面貌模糊：美國政府？美國軍方？美國化工業者？似乎都是，但似乎也都有一番「不得已」。
1961年， 越南共和國（南越）的總統是後來死於政變的吳廷琰，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是後來死於暗殺的甘迺迪（John F. Kennedy），雙方商定展開「牧場工人行動」（Operation Ranch Hand），出動美國空軍C-123運輸機，對越南廣大的叢林地區噴灑一種落葉劑「橙劑」（Agent Orange）。
橙劑的副產品：「世紀之毒」TCDD戴奧辛
如果說「落葉劑」「橙劑」「牧場工人」聽起來似乎都挺無害的，那麼有「世紀之毒」惡名的「2,3,7,8-四氯雙苯環戴奧辛」（TCDD），總會讓人有感吧？「橙劑」留下的副產品之一正是TCDD戴奧辛。
二戰時期，美國與英國軍方開始研發軍事用途的除草劑。1943年，一位博士生高斯壯（Arthur Galston）無意間成了角色，他的論文原本研究如何利用化學藥劑加速大豆開花結果，但是發現如果提高藥劑濃度，反而會讓大豆開始落葉。美國陸軍掌握機先，立刻開始探討如何以「空中噴灑藥劑」的方式破壞敵方的食物供應。
從「農用」變成「軍用」從馬來半島到越南
二戰落幕，冷戰興起。1948年至1960年間的「馬來亞緊急狀態」（Malayan Emergency），英國軍方率先將新的作戰概念派上用場，在馬來半島大量噴灑落葉劑與除草劑，一方面摧毀馬共（PKM）的作物，一方面迫使他們的游擊隊在叢林中無可掩蔽、無所匿蹤。
英軍實驗成功不久之後，這套戰術由美軍在越南發揚光大。從1962年到1971年，「牧場工人行動」在越南各地、寮國東部與柬埔寨（高棉）部分地區狂噴濫灑，消耗了大約2000萬加侖（7570萬公升）的橙劑。2000萬加侖有多少？足足可以灌滿30座奧運規格的游泳池。
400萬人接觸，300萬人致病，40萬人死亡，50萬新生兒畸型
不難想見，這樣撲天蓋地的噴灑，受影響的絕不只是3萬1000平方公里（略小於台灣）的森林與農作物。根動越南官方估計，約有400萬人接觸到橙劑，300萬人因此致病，40萬人死亡，50萬新生兒因此畸型。越南紅十字會估計，橙劑造成的污染， 導致100萬人生病甚至失能。
橙劑中最可怕的成分就是TCDD戴奧辛，毒性甚至強過沙林毒氣（sarin gas）。它十分穩定，在自然環境中非常難分解，很容易進入食物鏈。人體代謝戴奧辛的速度也很慢，半衰期約7至11年。
軟體組織惡性瘤、肺癌、非何杰金氏淋巴瘤、出生畸型
戴奧辛中毒最明顯的症狀是氯痤瘡（參見1979年發生在台灣的米糠油中毒事件）、肌肉或關節疼痛、分泌系統及免疫系統傷害。戴奧辛也被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國際癌症研究署（IARC）列為第一類致癌物，與軟體組織惡性瘤（soft-tissue sarcoma）、肺癌、非何杰金氏淋巴瘤（non-Hodgkin's lymphoma）等癌症的發生有關。
戴奧辛也是一種禍延子孫的環境賀爾蒙，在生物體會深入細胞核，造成基因突變，因此導致下一代死胎或畸形，升高唇顎裂、脊柱裂、腎臟病變、智能發育障礙的風險。一位又一位在《橙劑風暴》中現身的受害者讓我們看到，這絕不只是「醫學研究報告」。
使用橙劑算不算化學戰？是不是一種戰爭罪行？
透過《橙劑風暴》這部紀錄片，我們看到這種種「風險」不只是學理的推估，更是一個個活生生的案例。所以，問題來了，橙劑算不算一種化學戰劑？美國使用橙劑是否違反了禁絕化學武器、生物武器的《日內瓦議定書》（Geneva Protocol）？是不是一種戰爭罪行？
越戰之後，越南這個共黨國家花了很長一段時間重建，又與鄰邦中國、柬埔寨先後開戰，直到1980年代中期開始推動經濟改革，逐漸重返國際社會；1995年與宿敵美國建交。但在此之前，橙劑的遺毒萬年已經為人所知，紀錄片《橙劑風暴》告訴我們，關鍵在於從越南戰場返鄉的美軍，曾經在越南處理（運送、儲存、填裝、噴灑）的美軍。
返鄉美軍赫然發現：自身與下一代也淪為受害者
對於受害的越南人民而言，這些美軍是不折不扣的加害者；但是我們可以相信，這些美軍顯然相信自己只是在「噴灑農藥」。無論是不是（有意或無意的）加害者，這些美軍很快就發現自己也成了受害者──自己與同袍一個一個英年病倒，好不容易孕育的新生命出現難以解釋的畸型與身心病症。
叢林戰早已結束，法律戰才剛點燃烽火。美國向來是「律師治國」，新聞報導和輿論批判固然重要，但集體訴訟（class-action lawsuit）才是對抗大企業甚至政府的利器。《橙劑風暴》也描述了一群老兵如何從1978年開始，拿起武器（不是槍砲，而是自身與子女的痛苦）、追隨領導者（不是指揮官，而是律師與檢察官），展開另一場艱苦的戰役，對手則是美國農化業鉅子陶氏化學（Dow Chemical）、孟山都（Monsanto）與鑽石三葉草（Diamond Shamrock）。
越南民眾與組織的法律行動則晚了20多年。2004年1月31日，「越南橙劑與戴奧辛協會」（VAVA）前進美國，到紐約東區聯邦地區法院，對幾家涉及生產橙劑的美國大企業提告，指控它們違反《1907年海牙公約》（1907 Hague Convention）、《日內瓦議定書》與《日內瓦公約》（Geneva Conventions），犯下戰爭罪行，官司一路打到美國最高司法殿堂──聯邦最高法院（SCOTUS）。
比叢林戰更艱苦的法律戰
兩場司法戰役曠日廢時，結果也不如人意。越戰老兵的案子在1984年5月以1億8000萬美元和解，讓許多受害老兵覺得自己不但遭到出賣，而且是賤價出賣。越南民眾的案子則是在聯邦最高法院鎩羽而歸，甚至根本未被大法官受理。
《橙劑風暴》也讓我們看到了他們的努力與失落，他們獲得的幫助與遭遇的挫折，有人幫他們打官司、有人幫他們著書，有人幫他們寫歌。非常辛苦，有時令人沮喪，但仍展現民主多元社會最珍貴的一面──公民運動。這個社會的珍貴不在於不會犯錯，而在於持續不斷地自我檢視、自我修正，讓弱勢者有機會與強勢者搏鬥。
戰爭罪行與悲劇 凸顯公民社會的可貴
正是拜公民運動之賜，美國政府從其他方面著手，多多少少為受害者送上公道與補償。國會在1991年通過《橙劑法》（Agent Orange Act）要求聯邦政府退伍軍人事務部（VA）以其龐大的醫療體系照顧橙劑受害官兵，並責成國家科學院（NAS）研究與橙劑相關的新疾病。NAS的研究在2015年到期，雖然老兵老矣，但近來跨黨派國會議員又提出《橙劑接觸公平性法案》（Agent Orange Exposure Fairness Act），要求延長NAS的研究工作25年。
在距離美國幾千公里的越南，隨著華府與河內關係從正常化到熱絡往來，自柯林頓（Bill Clinton）以降的歷任美國總統都曾訪問這個昔日敵國，美國政府出資的補償與清理餘毒工作也次第展開。越南政府成立了許多以「和平村」或「友誼村」為名的橙劑受害者（第一代或第二代）安養機構，自行出資同時也向國際募款。
其中有不少機構就是由美國退伍軍人組織贊助。我們在《橙劑風暴》中也看到動人的一幕，來自美國的年輕志工擁抱越南的受害者。說來諷刺，美國這個超級強權既是世界和平捍衛者，也是全世界作戰經驗最豐富的國家。從最近華府為阿富汗戰爭槓上國際刑事法庭（ICC）的事件來看，美國例外主義（American Exceptionalism）的確涵蓋其戰爭罪行，這樣的國際態勢短期內難以改變。儘管如此，美國的公民社會仍然可以發揮強而有力的作用，為國家的罪孽做出細水長流的補償。補償不能抵消罪行，但是絕對必要。（推薦閱讀：抗議台塑污染遭判10年牢，越南「蘑菇媽媽」獲釋赴美：我將繼續為民主奮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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