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育部認可的「友善家庭」，只想接待「白人帥哥」？──談談以「歧視」為前提的台灣「人情味」
2018/09/12
彭駿逸
暑假的兩個月在台南工作，但是來台南之前，我去了一趟歐洲。
不因外表，而作出任何自以為是的假設
在柏林等待轉機到布達佩斯，一位德國大叔走向我用德文說了什麼，好像是要問我班機資訊，我用英文表示我不會說德文，他點了點頭，無奈地離去。
在布達佩斯開往維也納的火車上，有一位歐洲女生用德文問了我火車資訊，我告訴她我不會說德文之後，她才轉而說英文。
圖／bump23@Shutterstock
抵達維也納之後，我跟奧地利的朋友談起這兩段小故事。我說：「 我看起來像是會講德文嗎？為什麼他們都跟我說德文，不直接說英文呢？」我的台灣經驗告訴我，看到外國人主動切換成英文交談，是再理所當然不過的事。
「因為我們不希望因為你的外表，而對你有的任何的假設，這樣很不禮貌。」我的奧地利朋友笑答。我很驚訝德國人和奧地利人對偏見和刻板印象竟是如此的高度自覺，以及他們如何在生活中實踐「平等」的概念 。
只接待「白人帥哥」的「台灣友善家庭」
回到台灣，昨天下午，我和同事打電話聯絡學生們週末要去的寄宿家庭，有一個家庭在電話中告訴我，他們只想要接待「白人帥哥」，因為女兒是「外貌協會」。
當我將這樣的答覆向語言中心報告時，得到的答覆竟是：「你是台灣人，應該很懂台灣人崇洋的心理。」更諷刺的是，這個家庭是被台灣教育部認可的「台灣友善家庭」。
我們常常對台灣社會的人情味和溫暖到自豪。不只一次在官方場合，我聽到政府官員和學校高層對國際學生宣揚台灣的人情味。但我漸漸發現，這是一種建構在意特定識形態上的「溫暖」、是一種只有在傳統社會框架之內才能體察到的「人情味」、一種建立在刻板印象與偏見上的人情味。你得到溫暖，因為你符合了人們的期待，因為你遵循了社會傳統價值的規範。
我不會忘記，當我帶著一名穿鼻環的美國學生在成大醫院等待批價時，隔壁病人的異樣眼光；我更不會忘記當我打電話寄宿家庭時，有一個家庭告訴我他們只想接待「白人帥哥」。
「台灣不是民族熔爐，歧視是美國才有的事」？
2017 年百事可樂以女星 Kendall Jenner 為主角，發表了一個以種族大和解為主題的廣告。其中最後一幕由主角 Kendall Jenner 從人群之中走向鎮暴警察，送給警察一罐百事可樂，化解警民衝突做結。該廣告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，美國網民將這一幕對比 Black Lives Matter 人權運動當中，被警察逮捕的黑人女性，譏諷膚色不同所得到的警察反應也大相逕庭。
對於台灣生長的我來說，當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廣告的時候，其實完全感受不到任何問題，因為許多隱性的歧視，必須搭配特定的社會脈絡，才會產生敏感度。我們經常聽到美國討論歧視問題，但是台灣社會卻鮮少正視和討論種族議題，只因為我們一直告訴自己，台灣不是「多元種族的社會」，然後將這些漠視乃至歧視都視為理所當然，渾然不覺自己的日常行為或思維可能有什麼不妥之處。
今年年初，英國《經濟學人》雜誌發表一篇社論，抨擊今年中國春晚表演中，充滿歧視性的一個短劇：一位中國女演員將臉塗黑扮演非洲人，搭配另位一位扮演猴子的演員，高喊「我愛中國」。在強調集體性的華人社群中，我們都習慣將歧視視為是西方社會的產物，而缺少敏感度，以為這樣的事例只是幽默。其實，當我們將某一社會群體與負面的形象直接連結時，就已經構成歧視。
然而，歧視的存在本身並不可怕，因為歧視可以被改變；可怕的，是我們不知道歧視的存在，還將之視為理所當然，甚至是付出「友善」與「人情」的前提。
執行編輯：張詠晴
核稿編輯：林欣蘋
2018/09/12
彭駿逸
暑假的兩個月在台南工作，但是來台南之前，我去了一趟歐洲。
不因外表，而作出任何自以為是的假設
在柏林等待轉機到布達佩斯，一位德國大叔走向我用德文說了什麼，好像是要問我班機資訊，我用英文表示我不會說德文，他點了點頭，無奈地離去。
在布達佩斯開往維也納的火車上，有一位歐洲女生用德文問了我火車資訊，我告訴她我不會說德文之後，她才轉而說英文。
圖／bump23@Shutterstock
抵達維也納之後，我跟奧地利的朋友談起這兩段小故事。我說：「 我看起來像是會講德文嗎？為什麼他們都跟我說德文，不直接說英文呢？」我的台灣經驗告訴我，看到外國人主動切換成英文交談，是再理所當然不過的事。
「因為我們不希望因為你的外表，而對你有的任何的假設，這樣很不禮貌。」我的奧地利朋友笑答。我很驚訝德國人和奧地利人對偏見和刻板印象竟是如此的高度自覺，以及他們如何在生活中實踐「平等」的概念 。
只接待「白人帥哥」的「台灣友善家庭」
回到台灣，昨天下午，我和同事打電話聯絡學生們週末要去的寄宿家庭，有一個家庭在電話中告訴我，他們只想要接待「白人帥哥」，因為女兒是「外貌協會」。
當我將這樣的答覆向語言中心報告時，得到的答覆竟是：「你是台灣人，應該很懂台灣人崇洋的心理。」更諷刺的是，這個家庭是被台灣教育部認可的「台灣友善家庭」。
我們常常對台灣社會的人情味和溫暖到自豪。不只一次在官方場合，我聽到政府官員和學校高層對國際學生宣揚台灣的人情味。但我漸漸發現，這是一種建構在意特定識形態上的「溫暖」、是一種只有在傳統社會框架之內才能體察到的「人情味」、一種建立在刻板印象與偏見上的人情味。你得到溫暖，因為你符合了人們的期待，因為你遵循了社會傳統價值的規範。
我不會忘記，當我帶著一名穿鼻環的美國學生在成大醫院等待批價時，隔壁病人的異樣眼光；我更不會忘記當我打電話寄宿家庭時，有一個家庭告訴我他們只想接待「白人帥哥」。
「台灣不是民族熔爐，歧視是美國才有的事」？
2017 年百事可樂以女星 Kendall Jenner 為主角，發表了一個以種族大和解為主題的廣告。其中最後一幕由主角 Kendall Jenner 從人群之中走向鎮暴警察，送給警察一罐百事可樂，化解警民衝突做結。該廣告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，美國網民將這一幕對比 Black Lives Matter 人權運動當中，被警察逮捕的黑人女性，譏諷膚色不同所得到的警察反應也大相逕庭。
對於台灣生長的我來說，當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廣告的時候，其實完全感受不到任何問題，因為許多隱性的歧視，必須搭配特定的社會脈絡，才會產生敏感度。我們經常聽到美國討論歧視問題，但是台灣社會卻鮮少正視和討論種族議題，只因為我們一直告訴自己，台灣不是「多元種族的社會」，然後將這些漠視乃至歧視都視為理所當然，渾然不覺自己的日常行為或思維可能有什麼不妥之處。
今年年初，英國《經濟學人》雜誌發表一篇社論，抨擊今年中國春晚表演中，充滿歧視性的一個短劇：一位中國女演員將臉塗黑扮演非洲人，搭配另位一位扮演猴子的演員，高喊「我愛中國」。在強調集體性的華人社群中，我們都習慣將歧視視為是西方社會的產物，而缺少敏感度，以為這樣的事例只是幽默。其實，當我們將某一社會群體與負面的形象直接連結時，就已經構成歧視。
然而，歧視的存在本身並不可怕，因為歧視可以被改變；可怕的，是我們不知道歧視的存在，還將之視為理所當然，甚至是付出「友善」與「人情」的前提。
執行編輯：張詠晴
核稿編輯：林欣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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